初春的寒气刚刚散去,大安与西班牙之间的火药味就骤然浓厚了起来。
按照中原的惯例，在正式撕破脸之前要长篇大论的发小论文，沉痛陈述自己的宽厚仁德及对手的无耻下流,筹备舆论挑动士气，稳稳地站好道德高地。而此次的文宣攻势由翰林院学士、外务处行走大臣张太岳总负责，长久构思,穷尽翰墨,则更有回环曲折、荡气回肠之精深奥妙。上谕煌煌大作，就是将来史书工笔,恐怕也能选入经典文集的。
二月十二日,内阁、外务处明发上谕，奉劝西班牙人,“悬崖勒马”、“勿造大逆”。
二月二十三日，内阁恭聆圣训，再发上谕,列举西班牙人侵略沿海、扶持倭寇、劫掠商船的种种罪行，痛斥曰：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！齐公复九世之仇,《春秋》大之；西人跋扈至此,真以为中夏无人乎？
三月五日，朝廷的怒气槽终于蓄满，果断发出最后一道上谕,相比起先前的洋洋洒洒,这一次就要简洁明了许多，只是声称事已至此,无可回转；西人自作自受，勿谓言之不预也。
三道上谕依次升级,逻辑严密，环环相扣，尽显传统政治的严谨与缜密。但这样精心琢磨的圣旨明发给东南亚的洋人，那就有些俏媚眼抛给瞎子看了；西班牙人倒是通过情报渠道拿到了旨意全文，但费力翻译之后依旧是一头雾水，不明所以。
虽然盘踞吕宋已久，但因为外来殖民者对本土帝国某种根深蒂固的轻视，西班牙人并没有花力气了解这个盘踞东方，封闭保守已久的霸主；他们往来经商，手上倒也有几个翻译，但这一回的旨意由翰林学士张太岳精心斟酌而成，骈四骊六，极尽铺排；用典深奥，文词渊深；区区寻常文人，不要说读懂那些动辄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的典故，就是圣旨中用的字都有大半认不得。南洋的资本家们在这几篇古文上折腾了很久，但直到大安的舰队奉命自天津、浙江出发，所有人才恍然大悟：
——喔，要开打了呀。
在这一点上，就能看出消息灵通的好处了。英吉利银行高级主管儒望先生总领东方各国的商贸事务（没错，儒望又升了），对此就深有体会。他当然也读不懂中国人的古文，但早就从特定渠道收到了消息，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